林风眠，一个石匠的孙子。　　

自幼受祖父熏陶，林风眠开始接触到绘画艺术。20岁的他立志为中国艺术运动作努力，毅然赴法学习绘画。　　

1923年，林风眠赴德国旅行学习，邂逅美丽的德国女子、柏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方·罗达（Elise Von Roda），两人共浴爱河并于该年冬举行婚礼，新居安于爱情的梦想之地——巴黎玫瑰别墅。爱情的温馨激励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令他的作品出现了生平罕见的亮色，仅用一天就完成2× 4.5米的巨幅油画《摸索》，该画布满古今伟人，相貌性情毕肖。1924年5月，他参加法国举办的 “中国美术展览会”，此次展览其画作最多，最富创造性，德法各报无不满纸赞扬。　　

良缘从来遭天妒。1924年秋，夫人分娩时不幸染产褥热去世，婴儿亦不久夭折。顷刻间，志得意满的林风眠遭受了丧妻和丧子之痛。　　

在玫瑰别墅里，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他，在石碑上写下悲悼至爱的碑文，并用祖传的石刻本领，不分昼夜地含泪持刀刻碑，手指磨出的鲜血渐渐湮湿了新刻的文字，他浑然不觉……　　

为弥补巨大的感情真空，1925年4月，他与同学爱丽丝·法当（Alice Vattant）小姐结婚。　　

1926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聘，归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26岁的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立艺专校长。他提出了“固相异而各有其长短，东西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调和”的艺术主张，想为复兴东方艺术寻觅出一条可遁之路。在他的倡导下，艺专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他又发起组织“北京艺术大会”，促进社会艺术化。后奉系军阀入据北京，其先进的艺术思想引起军阀的惶恐，所倡导的艺术运动最终被扼杀。最后，林风眠并在教学中采用裸体模特儿等一系列措施遭到教育部长刘哲的严厉谴责，1927年7月，北京的所有报纸均报导了刘哲与林风眠的争吵，情势似乎要枪毙林风眠，他愤而辞职。　　

1928年，林风眠到了杭州，艰难创办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国立杭州艺专并任校长。“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是其艺术宗旨，林风眠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创办了《亚波罗》等杂志。这个以艺术改造人生，艺术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群体，曾意气风发地说：“西湖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林风眠担任艺专校长到1938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辉煌。当然，其间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1929年，在上海法比联欢会举办的西湖艺术院“艺术运动社会”展览会上，林风眠展出了油画《人类的痛苦》。林风眠后来回忆说：　　

这个题材的由来是因为在法国的一位同学，到了中山大学被广东当局杀害了。他是最早的党员，和周恩来同时在国外，周恩来回国之后了到黄埔，这个同学到了中山大学。当时国民党清党，一下被杀了，我感到很痛苦，因之画成《人类的痛苦》巨画，描绘的是一种残杀人类的情景。 　　

这个被杀的同学，是其同乡熊君锐，曾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　　

大约1931年左右，蒋介石偕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往艺专参观时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就问他是何意思，林说：“表现人类的痛苦。”蒋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这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后，他就渐渐开始远离政治。　　

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在出到第17期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　　

抗战爆发后，林风眠不得不带领全校200多名师生和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后方转移。　　

1938年，逃难到湖南沅陵的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更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后的学校，各类矛盾时常发生，在经历了两次“倒林”风波后，他选择了离开。后来，他到了重庆，独居于远离重庆文化中心的长江南岸一个废弃仓库里，一住就是六年多。从此，对试图用艺术运动改造社会并视为己任的他而言，已经成为梦想了。　　

作家无名氏曾去访问他，在居室里看到的是：　　

……一只白木桌子、一条旧凳子、一张板床。桌上放着油瓶、盐罐……假如不是泥墙壁上挂着几幅水墨画，桌上安着一只笔筒，筒内插了几十只画笔，绝不会把这位主人和那位曾经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人联系起来。　　

据吴冠中回忆：在1940年前后，重庆一家报纸上登了条消息：林风眠的棺材没有人要。当时大家吃了一惊，以为先生出事了。细读，才知是香港举办林风眠画展，只有一幅白衣女子在黑棺材前哭丧的作品没有卖掉。吴冠中没有见过这张画，但意识到黑棺材和白衣哭丧女的强烈对照，表现了悲凉、孤独，应该是相当美的……　　

林风眠每天都埋头作画，画作再不见巨幅油画，而多作二尺见方的彩墨画。据李可染、席德进等回忆，他的屋里总是放着厚厚的裁成方形的宣纸，画起来很快，有时一日能画90张。他开始画仙鹤、嘉陵江、裸女和仕女，有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孤寂……　　

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对艺术的中西融和。平心而论，林风眠在重庆期间寂寞的隐居生活，还是他人生中很好的一段时间，因为他埋头画画，艺术在这里演绎和升华，虽然少与友朋来往，但精神并不寂寞。　　

……　　

而更大的寂寞，从重庆才刚刚开始。　　

1946年，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托裱的画回到了杭州。他来到旧居花园别墅，抗战期间，在这里已经成了日军的兵营，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院子中的花园变成了马厩，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作品，被日本人当成了养马的帐篷，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而这些画几乎全是先生哲学题材的杰作。在今天，即便出版再精美的大画册，我们也永远只能看到很不清晰、黑白照片的翻印件了。　　

1947年，汪日章任国立艺专校长时，林风眠到校任教，但一度被辞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造和考验。林风眠竭力适应歌颂新社会的要求，在风景中点缀高压线，表现是山河新貌，同时也表现农妇们集体劳动剥玉米之类的场面。这些画无疑也是具有真挚情感的，但与他们数十年学术性的探索作品相比，显得相当别扭。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以“健康”为名令林风眠提早退休，他迁居上海专事绘画，国家给他的月工资60元，只相当一名助教的工资。生活拮据的先生，每月得上交两幅画换取一点儿生活费。1956年法籍妻子爱丽丝和女儿、女婿获准出国定居，而他留在国内，孑然一身，又过起了重庆般的隐居生活。　　

60年代初，林风眠在上海、北京举办画展，毁誉俱来，米谷发表《我爱林风眠的画》一文而遭到长期批判。人们将他画看作是潘多拉的匣子，会放出毒素。此后他的艺术因此而受到贬抑，被迫所作的应景之作反成了攻击者的口实，如1973年所作风景画《山区》：“把社会主义的《山区》画成了黑山恶水，乌云遮蔽的天空，修道院似的房舍，细瘦欲催的电塔，还有魔影似的群山……” 他就只有偷偷地在夜间画有“毒”的画。十几个春秋过去，艺坛几乎忘记了林风眠。　　

……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精心创作的上千幅画作被红卫兵抄去付之一炬。1967年秋的某个晚上，面对一次次抄家，他预感到灾难将至，无奈之中的于是将自己数十年的心血之作、近千余张作品浸入浴缸销毁，从抽水马桶中冲出去，这些历经社会最动荡岁月的珍品终于无法得到保全。林风眠眼睁睁地看着他创作的、被视作自己生命的画作倒入马桶、浸入浴缸而毁于粪池。　　

1968年，林风眠被打成“黑画家”，被拘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受到精神和肉体极大折磨。其实，林风眠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而是他的一个学生是当时的某部副部长，解放前被追捕，曾经在他家呆过3天。文革时，说这个人是变节分子，就让林风眠交待问题，他于是就被关起来了。直到1972年12月28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林风眠方获自由，他与总理曾是留法时的同学。1973年，江青在北京批“黑画”，上海也跟着批，林风眠的画也就再所难免，他的画作被说成是诬蔑共产党的黑画。　　

1976年文革结束，叶剑英的女儿问林风眠是否想出去探亲，如果想，可以写封信由她带给叶帅。他说，当然想了。　　

于是在1977年，78岁的林风眠获准出国探亲，后定居香港。定居香港后，他仍孜孜不倦从事艺术创作，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由义女冯叶照料其生活起居。　　

当然，林先生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寂寞，在与朋友学生相处时间，也要开开玩笑，称自己是个“好色之徒”，喜欢在中国画上“弄颜色玩玩”，不再秉承“水墨为上”艺术传统。上世纪的美女作家张爱玲看了他的画，曾夸他是中国色彩感觉最好的画家。　　

1991年，林风眠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港安医院，享年91岁。　　

……　　

从1938沅陵合校后辞职直到1991年去世，林风眠在50多年的时间里，就如他经常画的离群孤雁，大多数时候过得都是隐居式的生活。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使他终于明白：他毕竞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也最终放弃了曾经执着过的“艺术救国”、“美育代宗教”等理想。林风眠实在是经历了各种太多太多的 “事件”，除在艺术的探索上投入巨大的热情外，对其它事都不怎么关心，甚至有些唯唯诺诺。而对于自己的名声和荣誉，更是早已看淡了。林风眠幼时受祖父的影响最深，直到晚年，林风眠总是怀念儿时与祖父在一起的情景，老人家曾经教导他：“你将来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他象祖父那样在艺术园地里 “笑谈风月，但问耕耘”，多年的误解和诋毁使世人将他渐渐遗忘。　　

所以，当林风眠去世时，其前半生的辉煌与后半生的落魄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他对艺术近乎固执的执着，感动了当时的艺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人们开始审视多年来已经习惯的、也是固定不变的艺术和艺　　

术家的地图和坐标，毫不犹豫地给了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并对先生的为人、治学、治艺与艺术教育等方面做了充分的肯定。　　

另外，有一个人对林风眠来说是他永生难忘的，这就是一直十分器重他的教育泰斗蔡元培。这位晚清（1893年）殿试二甲第34名进士，对中国的教育可谓功德无量，他曾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对美术教育也是功莫大矣，分别于1918年和1928年创办了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发现和提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杰出美术人才。他虽历任要职，却守着一个学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蔡元培的长女蔡威廉是国立杭州艺专油画教授，女婿为美术史家林文铮，曾经与林风眠共同创办艺专，都是留法杰出人才。在1938沅陵合校后的斗争中，蔡元培的女儿与女婿也被迫离职，于1938年冬带着一家老小艰难地与难民队伍来到昆明，一家8口人租住在城内的一幢面积约30平方米破旧民房里，经过大半年时间才在西南联大谋到一份教职，林文铮教西洋文学史，蔡威廉教法文。1939年夏，蔡威廉生下了女儿“林阿难”，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白壁上用铅笔绘新生女儿肖像，并写上绝笔“国难！家难！”两天后，这位著名的才女画家因产后流血过多而早逝。而蔡元培当时尚在香港养病，中间曾几次想去重庆等地，终因疾病缠身未能成行。他更名周子余，在战乱中的香港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1940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五，一代教育泰斗病逝于香港。当时，在香港、重庆和延安的各界人士都举行悼念活动，重庆的《中国日报》发表了陈独秀、马寅初、黄炎培等人的悼念文章。而此时偏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竟无人告诉他这一消息！　　

林风眠移居香港后，才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蔡元培的墓前，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　　

先生哽咽地说：“蔡先生的逝世，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事情。”